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远景谋划，也是中国共产党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构建人类文明美好未来而绘制的蓝图。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层面，深入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世界历史意义，既是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发展逻辑的必由之路，也是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

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机遇

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始终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经典叙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首要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中完美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之问”。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表明跨越“卡夫丁峡谷”正在变为现实。马克思在考察俄国公社后指出，公社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指明了落后国家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积极成果，促进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不代表一定要经过剥削和压迫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适时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修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实质飞跃的有力体现，也以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开辟证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次诠释了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唯物史观中，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无法完成人类解放事业，但这并不代表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不能作为推动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力量。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融合了物质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不仅要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还致力于社会的全方位进步。这一整体的发展使中国转向“内涵增长”和“人本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成为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探索通向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新社会形态提供了广阔舞台。一方面，由资本逻辑和近代形而上学主导的启蒙现代性创造了巨大的生活财富；另一方面，它也以分离、冲突和颠倒为特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制造了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在占有现代性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核心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规制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新征程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导向中，实现了新社会形态从“理论的可能性”向“实践的必然性”的转换。

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全面振兴构建新支柱

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事业密切相连，是使共产主义理想现实化的关键要素。百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领导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并以“四个现代化”和“三步走”战略在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艰辛探索。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更为扫除自苏联解体以来笼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上的阴霾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大的历史形态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世界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的开放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意味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既不可能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一劳永逸的答案，也绝非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续写。它必须在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入思考和继续探索，在对重大时代问题的直面和回应中创造社会发展道路的新形式，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

从总的历史地位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改旗易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中砥砺前行，在民族叙事与世界历史的契合中展开独特的道路探索，在扎根中国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为世界共产主义注入发展活力和定力。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为支点，是以5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基石。另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治理制度和发展方式，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调整、革新和开放提供了有益经验。

从长远的历史方位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世界证明：当今“资强社弱”和“资攻社守”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邓小平曾说：“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归根到底是如何发挥和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这一战略安排通过构建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创新发展彻底破除了人类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神话，从根本上扭转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迷失，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成就面前，使人类重新审视社会主义这一道路选择，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为人类文明的现代突破开创新境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跨越式发展，也以“多重现代性”的发展指向呈现建构人类文明秩序的“外溢”效应。进一步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追随或依附，而是承载着中华文明鼎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的历史性事业。只有在人类文明存续、演进和突破的坐标中，才能科学揭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点和世界意义。

首先，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变革。当前，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复苏乏力，“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种族主义愈演愈烈，由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陷入了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治理失范的双重困境中，人类文明的未来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为全球经济的繁荣贡献了中国力量，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开放的中国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在新发展理念的践行中为世界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红利。

其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尤其是后发国家发展的普遍共识和共同目标，但它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道路抉择绝不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以来，“破茧重生”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国家与政党二元中心、彼此冲突的结构形态，也不是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发展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融合中，实现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以辩证协同守正与创新、自主与开放、地域与世界、效率与公平等多重关系为基础，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相结合，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拓展了现代化的通达路径和价值底蕴，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最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彰显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在文明存在状态和演变规律的历史解码中，文明的多元并存始终是世界在同一时序的自然图景。现代化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它非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或模式，反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特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和共同价值，也有基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现实国情的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强调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重塑人类文明发展步态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要求人类遵循完全相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一模一样的生活方式，认同千篇一律的价值理念，而是以“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理想境界，推动各国各民族超越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分野和隔阂，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交流互鉴中凝聚为文明的共同体。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